历史有一种奇怪的轮回。西方的风景画体系其实形成很晚,至今不过600年的历史。欧洲直至15世纪文艺复兴之后,风景画才得以长足发展。尤其是欧洲的黄金时期,即工业革命前后,风景画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其标志是英国的庚斯泰布尔、透纳和法国的巴比松画派、现实主义画派、印象派、后印象派的形成和成熟。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迅速取代了风景主义,用不客气的话来说,就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前卫艺术把欧洲曾经引以为荣的风景画挤出了历史的舞台。在当代艺术横行的欧洲,风景画已经奄奄一息,尽管有一批老前卫艺术家回光返照,如大卫·霍克尔晚年的精美水彩风景,但已经无力重构风景画的辉煌。而在东方,在中国,风景画却另开了一片新天地。相对于有2000年历史的中国山水画而言,中国的风景画起步不过100年,而真正形成风景画时代的,则是最近20年的事。我记得10多年前我为风景画家张冬峰写的一段评论中,我曾经写到:回眸20世纪的中国风景油画,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甚至找不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风景画家,尽管其中大家辈出,不乏杰作,如颜文梁、吴冠中、朱乃正等。导致我们下此结论的标准不外有二:一、尚无人能形成公认的风景绘画风格;二、纯粹意义上的风景画家很少,写生作品居多,风景创作罕见。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政治反复无常的原因;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急于摹仿西方油画风格的中国油画风景界尚未形成一种独立意识。但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风景油画的黄金时代骤然降临,一批中青年画家脱颖而出:陈钧德、张冬峰、任传文、赵开坤、洪凌……都以各自鲜明的面貌出现在画坛上,形成了灿烂如歌的中国油画风景现象。
而在近年来,中国风景画更是取得了膨胀式的发展,风景画家之多,风景作品之优秀,可冠历史之最。连如尚扬、杨飞云、刘小东、冷军、曾梵志等以人物为彰的画家也投身其中,可见风景画在当代中国的地位。我认为这和中国近20年来的稳定发展和经济繁荣有着必然的联系——近30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变的时代,美术思潮和时代一样跌宕起伏,林林总总,蔚为壮观:“星星画展”、“伤痕美术”、“乡土美术”、“’85新潮”,再到方力钧、岳敏君的大光头、黄永砯的“厦门达达”、蔡国强的火药艺术、“新生代”的艳俗艺术等等,走马灯般地在中国画坛上转换,和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惊人地同步。无可否认的是,尽管批评声不绝于耳,中国确实已经进入民族复兴的盛世。盛世收藏,盛世欢歌,盛世出书,中国的生活明显往歌舞升平的盛世快速前行,无论是消费的时尚还是理想的追逐。风景画作为一种优雅和贵族的艺术,吻合了这个时代的需要,也使很多并无刻意救国救民之心(指画坛中那些“艺术要为政治服务”的鼓吹者而言,无论其站在“右”的或者“左”的立场)的艺术家在风景中找到了自己心仪的世界,即可以偷懒——不用为某一幅主题或风格的作品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你只要真诚地面对风景;也可以在写生和创作中发现许多快乐——你尽可以借鉴西方的印象派、野兽派、象征派、表现派,也可以向中国的古人看齐,把敦煌和汉唐墓壁画以及董源、米芾、石涛甚至八大的元素搅进自己的风景中;还有与之须臾不可分的乡村写生之旅,那是中国“养生文化”的精髓,也应该是人类最向往的休闲生活,更不用说艺术家了。而且油画风景还可以和画中国画的画家一样“走穴”,这简直就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文人化创造!这里面的利弊谁都清楚,但作为一种现实,尤其是中国的现实,它的存在无可非议。
风景画的主力画家大都是中老年画家,他们乐此不疲一是因为功成名就,不需要再用什么“金奖”、“银奖”来安慰自己;二是看破红尘,这和中国传统文化大规模回归相一致。老庄哲学在中国的生命力远远超出很多“愤青”和“愤中”们(比如70年前的鲁迅,还有现在的现代艺术的“教父”栗宪庭都皈依佛教了)的预料,在中国这个有着2000年历史深不可测的山水文化之乡,中国的风景画家既得天独厚,拥有西方风景画家根本无法相比的优质资源,又俯瞰东西方艺术史,知无尽而眼界开阔,因而造就了中国当代的风景画黄金时代。而更年轻的艺术家们,则因为有太多的个人情感、社会诉求、不同政见要表达,有太多的利益要开掘,风景对于他们还是难以安心,而心不安难以画出好风景。当然没准许多热衷于创造前卫艺术的青年艺术家许多年以后会改画风景,就像霍克尔。这也无可非议,艺术圈本来就是一种自然生态,你得让各种不同的生命顺其自然地生长,如此,我们的世界才是真正缤纷多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