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路：宋步云先生的早期油画

　　宋步云先生早年先后就读于济南爱美艺术师专、北平京华美术学院、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在油画和中国画上分别受到林风眠、李苦禅先生的指教。1934年，他东渡扶桑，在东京大学艺术科专攻油画，与傅抱石先生同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毅然回国投入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日本大学期间，他主要从师于知名油画家中村研一先生。中村研一(1895—1967)为福冈人，曾留学法国，从师过艺术大师罗丹，以后为日本艺术院会员，曾获日本艺术院奖、朝日文化奖。大型油画《流亡图》(1935)是宋步云在日本期间的力作，曾得到中村研一等热情赞许，中村肯定了这为年轻画家的艺术天赋和创作构思。《流亡图》以一个中国普通家庭的颠簸留难、饥寒交迫情节，反映了外族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打上深重的时代烙印。他在人物造型、构图的设计个色彩和笔法的处理上，也富有时代特征。《流亡图》应该是画家最重要的代表作，当与蒋兆和先生的中国画巨制《流民图》齐名。可惜，画今已无存，这是中国美术史的一个重大损失。

　　40年代出期，宋步云来到大后方的战时首都重庆，先后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在这里，他结识了徐悲鸿、陈之佛、吴作人先生，并与丰子恺、傅抱石先生切磋中西艺术合壁。《葵花》(1940)、《山花》(1944)是他在重庆期间的静物画。《葵花》一画，以稀释的颜料为背景，可以想象绘画材料的匮乏和经济的拮据。然而，它反而更加衬托了作为主题的葵花。葵花花瓣和葵花以饱满的笔触、近似原色的橘黄、图绿画成，显得生机蓬勃。花瓣旁摆着两个西红柿，与葵花形成色彩上的对比，相映成趣。《山花》中，各种野花争齐斗艳。不难看出，宋步云先生的早期油画基本上形成这样的特色：善于使用偏暖的色调，画面充满激情，透露出一种高昂的民族精神，即使逆境中也鼓舞人斗志，催人奋进和向上。《山城一角》(1940)、《竹楼》(1941)是他当时的风景画，都描绘了大西南地区特有的建筑形式——一吊脚楼。《山城一角》描绘蜿蜒的江水，木楼、小街、帆船沿着江岸连绵不断；《竹楼》描绘嘉陵江边的码头，石阶步步入云。它们间接表现了大后方人民的顽强，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

　　抗日胜利后，宋步云应徐悲鸿校长的邀请，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担任副教授。1946年冬天，刚刚到北平的他，以饱满的激情画了《故都瑞雪》(1946)。景色取决于冰封的什刹海，远景为鼓楼和钟楼。画家巧妙的运用了各种偏暖的灰色，色调极其和谐，虽为冰天雪地，却不使人觉得寒冷，而是感到生气盎然。《午门》(1947)也是暖色调，如果不是地上的积雪，会误认为金色的秋天。他的油画《白皮松》取材于北海的围城，围城名物白皮松占据了画面的一半，在夏日的阳光和浓阴中显得格外耀眼。这副画很受徐悲鸿的赞赏。徐悲鸿欣然吟道：“杰作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他让学校买下这幅画，作为教学资料。这幅画至今珍藏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无可置疑，宋步云的早期油画是中国近代油画的杰出代表，他善画各种题材，其历程经过了人物、静物、风景三个阶段。然而，为什么画家在艺术生涯的后期却主要转入中国画和水彩画的创作呢？我想这是时代使其然。与宋步云同期或更早赴日本、欧美学习油画的先辈，如李叔同、高剑父、林风眠、关良、胡根天、徐悲鸿、刘海粟、吕凤子、丁衍庸、朱屺瞻、吴作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以后转入中国画创作。他们本来就是以学习西画来改造中国画为己任的，他们的油画基础，以及相应的审美观念和表现手法给中国画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同样，宋步云的早期油画对他以后的中国画、水彩画创作也有着积极的影响。他的中国画、水彩画，在观察方法，在对光和色彩的运用上，在对空气、透视的表现上，无不可以看到他早期油画的基因。画家把中西绘画的长处融合起来，再对中国画进行新的拓展。这也是他的中国画、水彩画区别于其他画家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