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清华大学特聘为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在那个令人艳羡的位置上，陈丹青却始终不能适应“学术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不想被异化，于是他选择离开。不久前，爱穿唐装的
陈丹青在《新周刊》畅谈“民国范儿”，在理想国文化沙龙纵论下一个十年，言辞依然犀利，腔势十足。记者 张晓媛
陈丹青简介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并自习绘画。1978年他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留任油画系第一工作室。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
陈丹青于上世纪80年代初曾被国中同仁认为是当时最具才华的油画家，甚至直至今日，油画圈仍存在着“陈丹青情结”。
1982年，陈丹青以自由画家身份移居纽约。
1983年6月，陈丹青的个人画展成为中国当代画家在美国举办的第一个个展，之后他在美国取得了属于一个艺术家应该有的几乎所有成就。
2000年回国后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之一，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主持“陈丹青工作室”的工作。2005年3月，因不满现行的高校教育体制，愤然辞职，离开清华，回归他曾经生活过的艺术家自由的日子。
陈丹青语录
◎我们没资格谈历史，谈文化。老北京可以谈，但他只能谈他的记忆，不是谈文化。再过十年二十年，老北京全死光了，谁谈？
◎不要讨自由，没人给你自由，只有靠自己。
◎你很难定义哪种艺术在哪个阶段适合国情。
◎有些事情要叛逆，有些事情要适应。比如，叛逆自己，适应自己。大家都能这样，社会就有品质。
◎艺术是假的，它在骗你，但它比生活真实。
◎文凭是为了混饭，跟艺术没什么关系？单位用人要文凭，因为单位的第一要义是平庸。文凭是平庸的保证。他们决不会要梵高。
◎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是从幼儿园就开始摧残孩子。老师、家长，串通好了，细细的摧残。
1 目击有限和想象无限的民国范儿
在《新周刊》所谓民国范儿的访谈当中，陈丹青删掉了一个问题：“你在大家心目当中就是一个民国人，你的写作也是民国风范，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删掉的原因，第一这是一个误会，可能因为我刚回国，穿着唐装，看上去像民国老照片的人，我是1953年生的。说我的写作风范像民国，可能因为我喜欢画画，也喜欢写字，我喜欢从上往下写，从右往左写。”陈丹青说，跟同代人比较，和年轻人比较，自己天性喜欢怀旧，除了前面说到的这些原因，还跟出身有关。“我的祖父是一个国民党军人，我的外公是一个国民党军警，我的父母在没有变成右派以前是新中国的职员，说好听一点是干部，现在叫公务员，所以我从小隐隐约约知道我有一个军人的爷爷。”
“我可能会对民国有感觉的原因跟出国也有关系。我一到美国就开始接触到很多台湾人，这个时候我真正见到了活的民国人，加上又读他们报纸。所以我可能比大家早20年、10年左右开始掉到他们圈子里。”陈丹青说。
陈丹青36岁那年，得到了去台湾的签证，见到了自己的亲爷爷，爷爷当时82岁。“他也第一次见到了他的亲孙子。这件事情我有一部分感受写在我的杂文集里，叫《炎黄子孙》。结果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解放军对我蛮好的’，我很久以后才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听坐在面前这个很陌生的老人跟我讲这么一段经历，所以我相信你跟一个民国人有血缘关系，而且他就坐在你面前，所以你想象民国的东西不一样。“
什么是民国范儿？1979年，陈丹青在北京远远看见当时的全国侨联主席廖承志。廖承志穿着肥大宽松的中山装裤，一脸宽厚，被前呼后拥走过座位当中的通道，和人握手点头，谈笑风生，十足像个老爷。“前年读到一篇他的下属的回忆，说他一天到晚开玩笑，为此还做检讨，检讨时仍旧开玩笑，说是临死前再说一句，逗大家笑笑，然后跳进棺材去。这就是民国范儿。”
《民国范儿》发表以后，很多年轻人给陈丹青发来短信，“很有意思，有人会告诉我他们的爷爷奶奶也是民国人，他们家也有民国老照片，他们从小就喜欢那些照片，大家说不清楚是什么理由。他们说读了我的言论稍微有点明白，就把照片拿出来挂在外面。”还有人把网上的言论反馈给陈丹青，说一想起民国就想吐。
“我看到两篇很认真的文章发表在网上，他们开始进入具体的问题。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发了很多丑陋的民国照片，民国在穷乡僻壤拍到的贱民，长得很难看，还看到一些国民党官员难看的照片，他证明你不要说民国好看，民国有范，民国也有难看的地方。当然我没有说民国有多好看，不是这个意思。”陈丹青说。“我只是在叙述一个我所目击有限的和想象无限的民国。”
2 全民失范
很多人心目中的民国都是“有范儿”的，文人有文人的范，军人有军人的范，国民有国民的范。那个年代的老百姓，即使穷得活不下去，被逼杀掉自己的孩子，也不会拿着刀去幼儿园杀别人的孩子。那个年代的时髦男女，即使只同居不结婚，也是讲究感情和格调的，像《长恨歌》里的王琦瑶，绝非今日《蜗居》里的海藻。《色戒》播映那年，陈丹青遇见余光中夫妇，余夫人说，我们民国的女子是有烈性的。
“今天我只看到官员范儿，别的我看不到。”陈丹青直言不讳。在他看来，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已经大规模失传，民国的种种恶倒是进步神速，发扬光大。“论恶的丰富性、创造性，我们绝对有资格看不起民国人。”
如今，能够冠以大师名号的人学识大都是从民国来的，“当今时代能否培养出大师、何时培养出大师”是教育界、文化界探讨已久的话题。“五四以后攒下来最优秀的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被全部摧残，没有一个留下。留下全部是
钱学森这些人，但是等到死前才问为什么60年没有培养出大师。”陈丹青说。“但是中国有无数优秀的大学生，无数聪明的大学生，这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时，对于艺术学院开设的美术学博士生学位，陈丹青曾多次发问：什么是美术学博士生？谁有资格当美术学博士生导师？身为博导的他，当年没有找到答案。他只是清楚的知道，外语不及格，毕业论文不满8万字，拿不到博士学位。陈丹青说，有位投考自己研究室的女考生，绘画成绩位居第一，但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了。第二年再考，依然落榜。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唯有嘱咐意在投考的学生们“学好政治、英语”。
陈丹青说，自己当时“想带瞧不起博士的博士生”。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
对于很多人眼中极具民国范儿的台湾作家李敖，陈丹青坦言，自己曾经非常喜欢
李敖，但是最近几年逐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当他骂遍对手的时候他很孤单，他会想念一个强权。如果给他一个强权，他会怎么样？”
3 再大的奖我都对它保持一个平视
1980年，陈丹青以《西藏组画》而名声大噪，日后与罗中立的《父亲》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他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游荡在体制之外。陈丹青用“经常有反差，有变化”来形容自己的生活。“下乡，是一反差：脱下鞋，脚踩进烂泥猪屎，农民犁地脱谷的情形跟汉代画像砖刻的情形一模一样；出国，是一反差：进了美术馆，发现我们庞大的美术界那点名堂不算什么；回国，又是一反差：原来小孩子要学画画，还得考政治，还要考外语。”陈丹青将自己的种种变化大致归于这三次大反差。
对于那些崇拜自己的人，陈丹青也有理想的劝告：“年轻人要寻师，要听讲，当然理解的，但不要夸张一个人的作用，更不可看太高。”陈丹青坦言，如今被一些社会名流给弄得不成人样子。“包括我，便是这样子给弄坏掉的。我每每讲演，年轻人就上来要签名，要拍照，我只好三陪小姐似地陪着耍，不然伤了年轻人的自尊心。容我说句狠话：真有出息的青年，不做这类事。”告诫之余，陈丹青还不忘给出建议，“如果爹妈有钱，或咬牙挣点，将来自己出去看。到欧洲旅游别忘了带几包方便面，中国人离不开酱油和味精。欧洲人的肠胃大概是冰做的，旅馆通常不供应开水，所以别嫌烦，带个速暖水瓶，插上电源，可以泡泡茶。”
谈及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陈丹青感慨良多。这情结不仅来自于对这项世界最高奖项的崇拜，来自于急需要通过获得诺贝尔奖来证明自己，还来自于我们的周边很多国家都曾经拿过此项大奖。印度、日本、韩国，甚至孟加拉国都有人获得过诺贝尔奖。“我并不认为拿到诺贝尔奖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从来不追求任何奖，再大的奖我都对它保持一个平视，但是现在有一个诺贝尔奖在那儿很好，不断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
4 很多事烂得我们也想不到
陈丹青回国那年，韩寒只有18岁，中国当时还没有出现博客。“如今，韩寒的博客还在，但是艾未未的博客已经没有了。”陈丹青感慨道。“我真是没有想象力的人，我不知道未来的十年，说不定明年
韩寒的博客就关了。”
前不久，陈丹青应邀参加《南方周末》举办的中国梦的活动，他拼命想也没有想出来，“我是不做梦的人，梦了也忘记了。”
陈丹青自嘲说，自己这代人，许多家伙到了老了，失败了，失落了，还是想不通，“还喜欢饭桌上慷慨激昂，瞎辩论，落下病了。”或许，经历过三次大反差的历练，陈丹青已入化境。“体制内很多人认真教书，正派做人。在妥协和不妥协之间，他们很难，很辛苦，但我理解他们，尊敬他们。”
在理想国文化沙龙下，陈丹青应邀预测未来十年怎么样。“我问自己，我是一个不太抱希望的人，我从很小开始对什么事情都不太抱希望，所以我没有想过希望将来会怎么样。预测我更不会，但是大家都喜欢听人预测，喜欢算命、看手相，将来会怎么样，能不能嫁得出去。”
“我看到在中国很多事物真的是一天天好起来，好的我们想都想不到。但是很多事物是一天天烂下去，烂的我们也想不到。”陈丹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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