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写生画家沈逸千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画坛，沈逸千曾经非常活跃，他组织的“战地写生队”在当时影响巨大。这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画家将其短暂的一生和可贵的艺术全部奉献给了抗战。在整个抗战期间，他历任国难宣传团团长、战地写生队队长、中国抗战艺术出国展览筹备会总干事。他以画笔做匕首，出入各大战场，记录和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日军民斗争生活的作品，同时还创作了一批反映西北风情的人物画。他擅长写生画，时有“写生第一”之誉。除了人物画之外，他还长于动物画，尤以画马著称。

沈逸千的父亲沈松甫善书画，少年时代的沈逸千就受家庭影响而酷爱绘画，曾随日本画师细川立三学画，1930年入上海美专西画系。这位满怀爱国激情的热血画家，面对民族的危亡曾慨言道：“我愿我的每一笔都为了抗战。”的确如他所说的那样，他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抗日宣传工作之中。九一八事变后，他立刻带领上海美专的同学赶制巨幅宣传画，并在上海街头贴出了第一张抗日宣传画。其中，《日寇暴行写真》一画被日本浪人深夜偷走，后制成铜版，作为中国“排日”见证编入伪满洲傀儡政权的《周年纪念册》。

“一·二八”淞沪会战期间，沈逸千组织同学上火线进行宣传工作，同时还在战区办理伤兵医院，并做锄奸和慰劳工作。1932年夏，他从上海美专毕业。当时，在“实业救国”和“开发大西北”口号的倡导下，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组成了陕西实业考察团，沈逸千也加入其中，考察了陕北30余县，此行是他国内旅行的第一次，对他影响很大，决定“蓄意旅行整个北方一次”。在北上之前，他在上海依然进行抗战宣传工作，这年的冬天，他和十几位同学花了八天八夜为上海爱国人士筹备的“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义卖大会”会场赶制了30余幅巨幅抗日宣传画，表现东北同胞的苦难以及义勇军的英勇，令观者顿起同仇敌忾之心。

1933年1月，为了实现绘画救国的理想，沈逸千亲自组织的“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在沪成立，团员有黄肇昌、莫朴、俞创硕等。他们深入各地，展开宣传。无论是在华北，还是在绥、蒙边地，都有他们写生的身影。宣传团在北平中山公园举办国难画展览会，为期一周，观众超过10万人，当时恰逢古北口、冷口、喜峰口血战正酣，画展激起了大家的抗日热情。画展的最后一天，竟然发生了4个日本浪人抢劫画稿的事件，在场的观众义愤填膺，将日本浪人驱出中山公园。当日下午，50多个日本人带着利器来到现场公然挑衅，北平公安局第三科科长强迫沈逸千立刻闭展，沈毫不妥协，据理力争，在群众的支持下，展览坚持到傍晚胜利结束。此后，“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出塞，进入察哈尔、包头、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锡林郭勒盟、绥远地区，继续写生、举办国难画展，于8月底回到上海，完成了宣传团的第一期工作，历经10余省，行程数万里。次年2月中旬，他们又开始了第二期的工作，从上海经南京到北平，后又出塞，继续宣传抗日。1935年春，国民党在“调整邦交”的口号下发表所谓《敦睦邦交令》，禁止宣传抗日活动，“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遂被取缔。

国难宣传团的被迫解散，并不能动摇沈逸千斗争的信念。1936年，沈逸千应上海《大公报》、南洋《星洲日报》及《晨报》之约，以中国画水墨写生的形式报道察、绥、蒙战时事态，通过报纸专栏和写生画展的宣传，激励了国人抗敌的决心。同时，他在京、沪、杭、港举办“古察绥写生画展”，并广泛发表于国内、香港、南洋等报刊上，这些抗战写生画后来汇集为《察绥西蒙写生集》，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39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争取国际上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他发起中国抗战艺术出国展览筹备会，被公推为总干事。他拟向全国各地征集抗战题材作品（曾亲赴延安收集当地画家的作品），准备取道西北赴苏联、美国、加拿大、英国、南洋地区等地展出。1940年初，为了积累创作素材，他同黄肇昌、彭华士（后又有刘一行、金浪、钱辛稻、潘酉辛、朱金楼）组成“战地写生队”，2月，沈逸千偕同黄肇昌、彭华士等人从成都启程，经西安、洛川、延安、榆林，又转往内蒙古。很多名家著文高度评价他的艺术，如田汉在《一个有远志的艺术家》中说：“沈先生自开始就是把艺术服从国难的。”其画“对黄沙白草间的落后同胞振起了自救的警钟。”阳翰笙在《沈逸千绥蒙画展观后》中写道：“在沈逸千先生的刚健雄浑的笔触下，是很能燃烧起我们抗战救亡的热情，是有把我们带到国防前线的绥蒙去捍卫国土的感动力的！这就是逸千先生的艺术的成功处。”

沈逸千是向国统区以及国外宣传八路军抗日情况最早、最多、最有影响的画家之一。抗战一开始，他就曾到太原与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徐向前等人会面，并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与周恩来畅谈抗战宣传工作，为周恩来、邓颖超画速写像，两位领导人都高兴地在画上签了名。1940年2月，他带领战地写生队在延安和晋西北根据地受到了毛泽东、朱德、贺龙、关向应等人接见，并为毛泽东画像。

1944年秋，沈逸千在重庆被亲日反动派杀害，年仅36岁。他的艺术在今天的画坛已经鲜有人知，笔者曾亲见过他的近60幅原作，其水墨形式的写生作品取法西画写实技法，人物造型准确生动，面部略加擦染，线条流畅。他的写实水墨人物画因完全来源于写生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在中西结合方面并无夹生之嫌。他在艺术史上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位水墨画家，更重要的，他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美术活动家和抗日斗士，他组织国难宣传团、战地写生队，深入前线和边疆，历时数年，行程数万公里，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战，并将自己的艺术连同年轻的生命一同奉献给了抗战事业，他用生命写就的艺术理应被载入史册。